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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海鸥照相机飞向世界

中国制造 / 2009-09-13

文革期间的1968年,32岁的孙晶璋从上海照相机厂的技术科工艺大组的大组长被下放到了金工车间大件组当工人,加工大直径的金属零件。毕业于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的孙晶璋,1957年在上海照相机厂筹备处实习,1963年由北京轻工业部研究院机械设备研究所调回上海照相机厂,亲历了上海照相机厂自58年正式成立以来主要产品的研试。后来他成了上海照相机总厂的总工程师。

上海照相机厂是上海海鸥照相机有限公司的前身。1963年,该厂生产的相机90%是上海牌4型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即方镜箱照相机)。这也是中国第一款出口的相机,以德国罗莱弗莱克斯(Rolleiflex)双反相机为原型,1963年底开始批量生产,1964年出口中东地区。

和新中国成立后筹建的其他工业部门一样,照相机工业也承担着突破、赶超的使命,关系一国光荣。从58年建厂并推出58-1型相机,到4型双反相机出口,上海照相机厂仅用了六年时间。

飞出上海

1968年,上海牌照相机正式使用海鸥牌注册商标,从此“海鸥”飞出上海,成为新中国照相机工业的标杆。这是为推动出口而做的改动。据孙老先生回忆,4型系列相机出口后,得到出口地一些反馈。原来按照国际有关规定,以地名“上海”作为商标不能在国际上注册,相机说明书上的熊猫图案亦不能用。因为多数照相机出口到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熊猫的图案在伊斯兰教徒看来酷似猪。为避免造成误解,熊猫图案也被换下。

这时,上海轻工进出口公司提议采用其注册的“海鸥”牌,海鸥与上海有关,又有“飞向世界”的含义。不过,这或许都是后来人们的美好附会。那时,叫“海鸥”的产品多得是:“海鸥”牌洗涤、化妆品……。

孙老后来才听说,海鸥是被西方人看不起的海鸟,“又懒又馋,老是跟随在轮船后面,抢吃船员倒在海里的残羹剩饭,后来才知道对海外宣传并不十分有利。当时没得选择,要出口,必须得用轻工进出口公司指定的商标。”

“上海4型可以说把当初从事照相机事业的人们的精神传给了我们……尽管已经生产了40多年,我手头上的上海4型相机依然动作轻快、从装胶卷、设快门、调焦、按快门、上胶卷、到最后去除胶卷都是畅通无阻。和其原型禄来相机一样,动作安全简便。即使是早期产品,做工也很结实,不愧为后来大为流行的海鸥系列相机的开头。”日本相机收藏家陆田三郎在其著作《中国古典相机故事》中,对40多年前生产的4型照相机,仍不吝赞美之词。

4型系列在国内有众多模仿者,风靡一时。4型系列中,被仿造最多的是4B型,重庆宁江机械厂在1968年生产的峨嵋SF-1相机,丹东照相机厂于1974年至1980年生产的牡丹双反相机系列,武汉照相机厂1973年生产的黄鹤相机等,都证明了4型系列流行之广。

少数人的“玩具”

“那时候,上海300万人口,玩相机的最多只有3000人。”和相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林家瑞告诉网易财经,五六十年代,能玩得起相机的是极少数人,即使玩也是“穷玩”。林师傅受父亲影响,从小喜欢相机,退休后在上海最大的星光摄影器材城开了一家二手中古相机店。

当时,拍照还是项挺有“危险性”的昂贵爱好。“有很多人拍照后,自己冲自己洗,那时候人民群众警惕性很高的,我自己冲洗相片,暗室里开着红灯,只要有红光透出去,里委干部要报告派出所,派出所再来调查。”林师傅笑着回忆,在吴淞口端相机拍照,都会被怀疑成特务,而聚会讨论拍照更是不敢想,“一活动就说是裴多菲俱乐部。”

胶卷也很贵。“胶片都是苏联匈牙利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剩下的零碎片头,卷好了,1块5毛钱一卷,匈牙利的片子5块钱一卷,等于现在四五百元了吧。”林师傅拥有的第一个国产相机,就是上海牌58-1,当时他已参加工作,月薪74元,买得起80元的58-1。

在国内,虽然相机仍是奢侈品,不过4型的价格是工人一个多月工资,为更多人接受。“到4型出来以后,接着有4A型、4B型、4C型,特别是4B型出来之后,80块钱一架,应该说相当便宜。我大学毕业的那几年每月工资一直都是65块6毛。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根本就没加工资。但是有些劳动力比较多的家庭也是能够买得起。”孙晶璋说。

而到70年代初,“海鸥”牌照相机紧俏到需要通宵排队才能买到。孙晶璋也曾受亲戚朋友委托,裹一件大棉袄,晚上六七点钟去排队,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拿票买。

起步晚,而不落后于人

从无到有的的第一架58-1型相机,充满了当时工匠的朴素和执着。它是由一群当时相机店的学徒和中央商场修钟表的手工业者,聚集到南京路四川路口惠罗公司六楼的一个小阁楼里,参照着德国徕卡(Leica)3B型相机敲敲打打,摸索出来的。

负责制造的是一支杂牌军:相机的金属部分由技术人员仿莱卡制造,镜头由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设计,镜头加工委托给了上海吴良才眼镜厂。

现已80岁的海鸥公司老员工孙云清,当时跟着自己的钟表师傅,见证了第一架上海相机的诞生。“相机做出来后,在中苏友好大厦工业陈列馆展示,外国人看到很惊奇,让讲解员拿出来看看,但我们只有一只照相机,摆摆样子的。”58-1和其后继上海58-2成为中国照相机产业首批大量生产的高级相机。

而负责给58-1照相机画设计图纸,为大批量生产做准备,正是孙晶璋57年在上海照相机厂筹备处的毕业实习作业。

“德国莱卡3B型号是1936年出来,我们是58年开始做,比他们晚了20多年。但是我们一起步就到这个水平了。这种照相机苏联也刚刚开始搞。他仅凭自己的力量也生产不出,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把德国的工厂、工程师搬回去,才开始的,大概1950年左右就有照相机出来。美国的照相机工业规模很小,我看他不是不能搞,可能是它的重点不在相机,而在汽车。比中国先进的还有日本,日本在二战时已经有照相机了,而且有几个照相机厂。除此之外,我们算是先进的了。当时,香港、台湾根本差太远了,我们起步得比较快。”孙晶璋回忆道。

同样在六十年代初,中国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生产135胶卷单镜头反光照相机的国家。1964年上海照相机厂开始仿制日本美能达(Minolta)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当时模仿的是1962年问世的美能达SR-7型的结构和造型,但SR-7型的自动测光系统的元件当时国内都没有,只能把这部分去掉,因此最后实现的性能大致相当于1958年推出的美能达SR-2。

通过了试制定型后的相机被命名为上海DF型,1966年开始批量生产后又改名为海鸥DF型,世人熟知的“海鸥单反”由此诞生。海鸥DF型单反相机以及其各种改型连续生产了数十年,产量以十万计,记录了无数珍贵时刻,也成为了许多摄影人的启蒙助手。

“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中国人也要有”

诞生于大跃进赶英超美年代的上海照相机厂,摆脱不了浮夸风的影响。文革中七十年代初的“东风”、“红旗”相机更是严重脱离现实,只为满足某些自我膨胀的要求而造。1968年底,上海照相机厂接到任务,仿照瑞典“哈苏”500C(Hasserblad)照相机研制“东风”相机。孙晶璋介绍,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款使用120胶卷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日本的勃浪尼卡(Bronica),玛米亚(Mamiya)645等同类型照相机均尚在研制中。

同时,另一艰巨任务——仿制西德莱茨照相机厂生产的徕卡(Leica)M4照相机,(这在当时也属于世界上最高级的35毫米照相机之一,和瑞典的哈苏都是各自类型的顶级机),落在上海照相机二厂。1969年,正值国庆20周年,上海照相机二厂将仿制徕卡M4 的照相机称为“红旗”。这些据说都是喜欢摄影的江青的意思。

后来,江青又下达了新的“圣旨”:“哈苏原型机的快门只有1/500秒,我们必须达到1/1000,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中国人也要有,也能有。我们既然能做1/500秒,为什么不能做1/1000秒呢?”

现实是,当时的中国照相机工业总体技术水平还很落后,没有高纯度的光学玻璃,没有合格的、精度较高的金属材料,没有高精密度的机床设备,光凭一股热情,怎么能生产出世界一流的产品呢?负责快门设计的孙晶璋内心质疑,可面对这一无理的要求,也只能用点小聪明蒙混过关。他的办法是,在1/1000秒时,快门的最大通光口径从镜头的最大光圈f/2.8缩到F4,这时大于F4的几档就不能用,但最高1/1000秒的快门速度是达到了,用孙晶璋的话说,是总算“将江青糊弄过去了”。

进入九十年代,海鸥错失了数码相机的发展机遇,受进口照相机的夹击,走下坡路已是不可避免。孙晶璋指出了海鸥衰落的两个原因,国企体制问题和基础技术的薄弱。

“照相机是应用技术,要靠基础技术支撑。如果没有基础技术支撑的话,就发展不起来。电子技术不行,材料技术不行,机床技术不行,什么都不行,那么没办法,我们只能全靠引进,全都是日本过来。你能够引进一个,你能够引进两个,但你不可能什么都引进过来。”孙老感叹。

而眼下的海鸥,不知何时才能再度展翅高飞。

1958年,上海58-Ⅰ型
 

1959年,上海58-Ⅱ型
 

1960年,上海201型
 

1963年,海鸥4型
 

1964年,海鸥203型
 

1966年,海鸥205型
 

1968年,海鸥4A型
 
海鸥4A型
 

海鸥4B型
 

1970年,东风照相机
 

1973年,红旗20型
 

红旗中焦镜
 

红旗广角镜
 

1981年,海鸥DF-1型
 

1985年,海鸥DF-1ETM型
 

1988年,DF-300X型
 

1988年,DF-300型
 

1993年,DF-200型
 

1994年,DF-400型
 

1997年,香港回归纪念机
 

1998年,DF-5000型
 

1998年,海鸥四十周年纪念金机
 

1999年,DC-33型数码照相机

2000年,3D120-Ⅲ型立体照相机
 

2000年,DF-300E型
 

2000年,DF-2000A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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